11年考研,小镇青年八战清华

11年考研,小镇青年八战清华

“有时感觉不是上不上的问题,考研和清华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撰文 | 石悦欣 赖钰

编辑 | 沈佳音

《看天下》杂志原创出品

2022年12月26日,最后一门专业课考试结束,袁博是最后一个离开考场的人。

试卷都被收走后,他回头看了一眼,出了教学楼,又在楼下坐了几分钟,环望四周,校园已经空空荡荡,他才深深地舒了口气,走出了大门——这次自由了,是比往年这时更畅快的自由。然后他步行了21分钟到家,正好吃上了妈妈包的饺子。

这是33岁的袁博参加的第十一次考研,第八次战清华。考研这件事,已经占据了袁博迄今为止三分之一的人生。

袁博在北京西三旗的建材城旁开了一间画室。这个他居住了七八年的地方,似乎包裹着他人生的全部。

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,三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,挨着门框顶的隔间里也垒满了画。

鱼缸里有两只乌龟,一只叫拉斐尔,一只叫阿强,曾短暂陪伴他的一只狗,叫梵高。

袁博正在作画,小狗梵高在一旁陪伴他。(受访者供图)

袁博的床在进门后三平方米左右的储藏间里,因为买不到“校长室”的招牌,他在储藏间门框上贴着“总监室”。他和父亲用建材城买的木板在里面搭起了一张床,里面唯一的光源是灯,但有时也会坏。

袁博有两面人生,一面轰隆向前,经营,招生,上课,挣钱,拍短视频。另一面,时间仿佛在画室停滞,可能只有每年立在书架的考研政治辅导书“肖四肖八”,不断更新着出版时间,提醒他又一战结束了。

有时候他甚至有点恍惚,不记得是第几次考研了。一年又一年,考研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,“就像是每年的期末考”。

“天真”

袁博脸上总是笑盈盈的,他认为自己是个天真的人,在采访过程中,很多问题的答案,他都回一句,“天真嘛!我太天真了。”

关于为什么考研这件事,袁博给出最多的答案是,“真的想学习”。

“天真嘛!我太天真了。不为了学历而去考研这件事,也害了我。”他边笑边说,脸上露出后悔的表情,“我一有机会就跟很多人说,千万别为了学习,为了提升自己考研,我走的弯路太多了,很累人的。”

但考研这件事,他自己却一直没有停下来。

2012年,他第一次参加考研的身份是女朋友的陪考。女朋友对于考研不太自信,他安慰,怕什么,没事,我陪你一起考。袁博就这样嬉笑着入了考研局,第一战是广州美术学院。

那时,信息闭塞,他不知道考个研流程这么多。需要报志愿,现场确认。考试具体考什么,他也是蒙的。只是被考研的流程推着往前走,图书馆复习,画画。

结果出来的时候,他不知道第一年自己已经考过了国家线,也不知道有调剂一说。

毕业后,女朋友要回江苏老家,他想,不管怎样,得定下来一个城市,无锡挺好的,就去无锡吧。另一个朋友听说了,也跟着他俩一起,他们拖着行李箱,奔向无锡。

到了无锡,袁博一边找了工作,一边跟女友“二战”,学校换成了一所211院校——江南大学。“那个时候还是天真,”袁博说,“哪管什么985、211,从来不会为了名校或者其他,我们更希望专业好。”但他们都落榜了,“二战”失败。

“三战”仍然是江南大学。最后女友落榜,选择调剂到温州,袁博差一点也要跟着去温州。

考虑到他们都不愿意在温州安家,袁博先去了上海。工作了几个月后,又到了10月,考研报名季。

听闻江南大学号称“小清华”,这次不然就考“大清华”好了。2015年,袁博的“四战”正式开始,目标清华大学,视觉传达专业。此后的八年,都是清华。而促使他考研的女朋友,也因为异地和价值观的原因分手了。“年龄大了,她想要稳定了吧。”

在首战清华后,袁博正在上海的一家甲方公司上班,他感觉可能考不上,为了方便接下来再战,直接提了离职,身上只揣了700块,直奔北京。

其实袁博一直对这份工作不满意,在他的规划里,只有广告、设计等创意为主的公司,才能让他的画笔自由生长。他认为那是自己该登的舞台。而清华,仿佛更接近这个舞台。

袁博画室的一角。(受访者供图)

但他不能让自己闲下来,到了北京,看好了西三旗建材城旁的一个小工作室,在那里开了一间画室。一边运营画室,一边备考。

“八战”

艺术生考研和其他专业一样,政治、英语、专业课一、专业课二都要考,只是最后多加了一天,考笔头画画。

袁博在英语上栽了很多跟头,便换成了日语。“大家都说日语不难,我想,那就等于大家都不会日语,都从头学起,这不也挺好的嘛。”

可能正如袁博自己所说,他“太天真”。从零开始的日语,可能是他绕的一条远路,但他也不回头地向前。

换了语言后,袁博以学习为目标,报了北京语言大学一门日语课。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,成绩仍不行,“我还不如直接去清华学日语,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袁博的这种学习方法,并不适用于考研的标准化考试。“我是爱语言的,想把它学得彻底一点。如果我报一个考研日语班,可能分数就更高。”

采访他的时候,看到他的书柜里放着一本夏目漱石的《心》,日语原版。可以看懂吗,我随口一问。他看了一眼书封,没有直接回答,笑着回了一句,很多书都是看不懂的。

2016年,他开始了清华大学的旁听生活。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出校园,除了没有学位以外,和清华学子没有区别。

他当过清华大学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观众,只可惜自己不是主角。他坐在清华园里看书,看大家在运动会上比赛,带着疑问和好奇感受清华学子的生活……

他旁听的课大多在清华大学的第六教学楼,那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,也是他考研战斗的考场。桌椅的温度怎样,穿多少衣服正合适,吃多少饭不会困。所有的状态都是完美的,除了每年的考研成绩。

“怎么会嘞,又没考上。”那一刻,他是最难受的。然后再次投入复习。

虽然画室有些收入,但他的余额经常是个位数。他削减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,有些时候,他不得不跟家里要钱。家里人全力支持他考研,因为母亲的期望,就是孩子不要堕落。于是,袁博不抽烟,不喝酒,不打牌,考研的过程中,他有六年没有去过电影院,他的娱乐方式就是画画。

袁博绘画作品。(受访者供图)

在袁博的描述中,虽然家人会有不理解,但是他擅长说服。他会带着母亲逛北京,领着她去清华听课,逛美术馆。把自己的计划放大,再缩小,再细化。虽然已经三十四岁,但袁博一直坚信自己会成功,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,前路光明。母亲也一样坚信着。

没钱的时候,他会跟在广州做着工程生意的父亲直接开口。趁着父亲心情好的时候,袁博会好好说。“我不会跟人借钱,但父亲是我的投资方,我知道如果成功了,他会比现在开心更多。”

袁博的目标很明确,可以为了考清华备战这么多年。但他又拒绝遵守应试考研的规矩,不想被考试的规则框住,他把这归结为,“自己不懂功利性地面对考试”。

他不喜欢死记硬背。“反复背那是傻子,我要是天天背,天天学,那我可厉害了。”袁博说,“但是我是搞艺术的,重点还是画,这是我吃饭的东西,天天背书不就把专业丢了嘛。”那些印在教材上的理论知识,只有到了冲刺期,才会被袁博翻出来。

好多人问过袁博,学习的途径那么多,为什么一定是考研。“他们只是抛出了问题,没有解决。对我来说,考研就是最好的选择,我可以学习,画室可以正常运转,挣得不多,也能糊口。”

每多考一年,袁博就觉得增进了对考试的认知。“学习和考试就不是一回事。我就是因为带着学习的目的去考试,所以分都不高。如果我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,可能提升会快一些。”

功利和理想像他心头交织的藤蔓,一蔓压来,另一蔓赶忙迎头压回去。

“有时感觉不是上不上的问题,考研和清华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当然希望考上,但我也想保持我的初心,而不是名和利。”

对于考上研后的生活,袁博有着很理想的规划:跟导师做项目,学习艺术的核心和设计的根源。毕业后,顶着清华的光环,可以组建一支厉害的团队,开自己的工作室,成为更好的艺术家,往现实了说,把自己的画卖个好价钱……

每次有人问及,什么时候最接近清华,袁博的回答总是——这一次。他记不清每次的分数是多少,只记得自己最高的一次专业课分数是130多分,满分150分。“别人也许很难明白,但我只是进步比较慢,每次都更接近一点。”

为什么每次结果和自己的预期会相差那么大?袁博把原因归结为艺术类考试的主观性本就很大。“也许风格不是他们想要的,也许跑题了。”

孤独

每年点开网页,输入考号,敲击回车键的时候,都是袁博孤独感达到顶峰的至暗时刻。无论什么结果,他都只能自己消化。他打开手机翻一圈,不知道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谁。

考研这件事,袁博瞒了母亲三四年。他不愿意让家人每年都承受一遍落榜的难过,母亲起初也不知道,躲躲闪闪的儿子是不是在这个城市里走向了堕落。直到有次去北京看望他,在不起眼的书架上发现了备考的教材时,她才松了口气。

查完成绩的负面情绪,每年都在关掉电脑后的一个小时内消化掉了,最快的时候,只缓了三四分钟。他会马上拿出笔记,重新梳理,准备再战。

要是考上了,袁博也计划好,把书撕了,或者烧掉。但那些书本至今没有迎来这个命运。

他的另一半人生没有停滞,为了糊口和交房租,到了每个月招生期,尤其是春季,他都要忙活好一阵子。“如果要用考研评价我,那我确实不成功。但作为一个创业者,或者优秀校友,我肯定是成功的。”

袁博绘画作品。(受访者供图)

最鼎盛的时候,袁博在北京招募了合伙人,经营着三家画室。随着合伙人陆续结婚,生子,返乡,如今画室只剩下了两个。一个供他工作,学习,生活,另一个交由朋友打理。

现在他在长沙买了房子,今年谈恋爱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。

对于十一年“八战”清华这件事,袁博不愿意向周围人宣传。他更愿意相信,除了家人外,旁人只会把它当成生活中一则无关紧要的八卦,调侃一通,不痛不痒地就散了。

他会在网上发布视频,曾经也上过一档名为“凉子访谈录”的节目。评论区出现了很多打击袁博的恶评。2019年,刚开始发布视频时,他每次看着屏幕上出现批评他的声音时,会狠狠地难过一个月。“后来我就劝自己,明星收到的恶评更多,我就当提前感受一下了。”说完,他脸上的笑舒展开来,畅快地大笑了几声。

“倒是也不需要别人安慰。我就是爱画画,爱艺术,爱瞎折腾,爱干这个事。清华只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,我还有很多大事想干。”

袁博一直都笑眯眯的,讲到每年查成绩都是落榜时,在笑。讲到自己孤寂地吃喝玩乐都被圈在小画室里时,也在笑。但当我问及身边有没有理解自己的人时,他沉默了。他拿起保温杯,喝了一口热水,轻轻放下,后背重新靠在椅背上,目光朝着门口的方向,抬了一下下巴,说,“只有对面理发店Tony懂”,顿了一下,又说,“可能懂吧”。

Tony在画室对面的理发店工作,也在那里生活,和袁博一样,是另一个孤独的人。Tony那屋没有阳光,他就经常来袁博这里串门。袁博忙考研,Tony忙挣钱。Tony推门进来,在飘窗前坐一会儿,两个人不怎么讲话,他盯着看一会儿乌龟拉斐尔,落下一句“走了”,就回去了。

“共生”

小学三年级时,袁博转校去了镇中心小学,那是镇上最好的小学。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走出村里的学生。

镇上的小学距家很远,需要蹚过一条河。袁博每天自己乘船渡河,再走近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学校。母亲总觉得,这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太危险,小时候的袁博“又黄又瘦又黑”,一段时间后,他住校了。

同学们放学都可以回家,他就自己在学校晃悠。当时的他“内向,胆小怕事”,害怕跟人讲话,也没有人关注他。遇到不会的题,他也不敢开口请教别人。

在老师的鼓励下,他拿起了画笔。于是袁博开始以画笔为伴,从小学画到初中,高中。同学们偶尔来找他画幅画,他开心得不得了。他因为学习不太好而自卑,但是也会因为可以给别人完成一幅画,成就感爆棚。他在画画中找到了自信。

读高中后,老师推荐他走美术特长生,他就更纯粹地专心画画。但是第一年高考他落榜了,虽然不知道大学是一个怎样的世界,但人好像应该上大学。袁博在复读班复读了一年。和考研的孤独不一样,一个班上有七八十人都在复读,有战友,有可以说话的人。最后,他考入了湖南科技大学。

作为十多年的考研资深党,袁博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,十年间,考研没有变化,也没有发展。“但是你自己得变,很多东西你要更新它。”

他认为自己的认真程度和复习强度逐年加大,在去年冬天达到了峰值。

他提前五个月关闭了画室,全力备考。五个月内分文未入,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从早学到晚。考前一个月,袁博提前回到了湖南老家。

过去在北京备考时,他或是处理杂事,上课,或是应付前来咨询的学生。去年他的时间更集中了,做饭、洗衣、遛狗等都由母亲包了。袁博爱吃鱼,备考的一个月里,母亲顿顿都给他做鱼吃。每天至少能保证十个小时的学习,这也是他多年来最奢侈和舒服的一段时光。

日头渐渐从画室的窗外滑落,袁博坐在窗前,残阳的余晖从他身后洒进来,他缓缓说了句,能做的都做了,无论结果如何,这都是最后一次。

去年考研最后一天作画,题目叫“共生”。

袁博画了四幅作品,一个很小的种子,发芽,长大,最终长成了落落大方的小女孩,拥抱着周围红蓝的花草鱼鸟,他用这个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。而“共生”的也可能是他自己,与考研共生,与清华共生,与小小画室里的巨大梦想和野心共生。

发稿前,我忍不住再一次发微信问他,这一次考研结果怎么样——此前他一直说没有查。

过了一会儿,手机屏幕亮了,“没管它,顺其自然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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